两宋、金元 养生文化的发展历程

宋金元时期,中医流派争鸣,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养生专家,如金元四大家、、等。与此同时,由于宋代皇帝对养生的重视,他们组织力量编纂了《太平盛辉方》、《生肌宗录》等大型官方医书,从而沿着《黄帝内经》开创的思路,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,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:

应注意从发病机理的角度探索养生规律。当时,中医养生专家已认识到人体“以气为荣,以气为病”(《化缘总录》),并主张养生应努力维持气血,调节气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“脾胃之气不仅受损,元气也不足,诸病之因也”(《脾胃论》),从而提出养生的重要任务是维护脾胃之气的理论。作为金元四大家,石丹溪改变了自己的论调,强调了阴精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。它认为“阳常盈,阴常亏”(《格致舆论》),因此养阴是主要的治疗和保健方法。

关注老年人的生理特点,探索养生长寿之道。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,邹璇《老人长寿与仁爱新书》认为,老年人心气虚弱,五脏俱疲,肠胃虚弱,情绪不稳定,与儿童相似,性格孤僻,容易悲伤。因此,为了保持健康,应该注意饮食调节、心理调节、情感和意志的愉悦以及对四季气候变化的适应。宋丹溪在《格致愚论》中,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,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人饮食。

宋代以后,由于真宗、回宗等帝王对道教的狂热崇拜,道教派别发展迅速,道教理论深化。在众多的道教流派和各种道教理论中,内丹派影响最大,著名的道教养生家陈抟、丘处机、桂王等相继出现。

陈抟的《玄之篇》、《胤禛君欢丹诸葛》和《二十四气佐功治未病图》都是阐释道家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,其中后者流传最广。

丘处机的养生思想不仅强调“精气”和“养心”,而且还有《养生新闻》一书。

桂王在《泰鼎养生主论》一书中,论述了从婚姻到孕婴、儿童、衰老等阶段的生理调节和疾病治疗。这很有特色。尤其是,这本书对医学、食品和健康保护的观点更具原创性。

宋代有一个时代,儒学颠覆了汉唐传统,专攻儒家经典,将佛教和道教引入儒学,形成了独特的理学。当时的理学家认为“理”是先天的、永恒的、至高无上的。为了探讨这一“原则”,新儒家提出了“除人欲,存天理”的总原则,而冥想被认为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最有效途径之一。尽管“灭人欲,存天理”的理学原理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,但禅定方法却蕴含着积极的养生意义。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,“静坐”无疑是他贯彻其不良原则的主要方法,但在实践“静坐”的过程中,邵雍也感受到了这种方法的养生功效。因此,在他的一些诗歌中,如《仙乡在哪里》,他写了一种独特的沉思感。

或许对冥想和养生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南宋的理学。由于晚年健康状况不佳,朱非常重视与他的科学大师身份和经历相适应的静心养生。据宋元《学案》记载,朱为了提高和加强禅修的养生功效,还写了一首诗《调息》。

继朱之后,南宋著名学者、被誉为“西山先生”的甄对养生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。他认为“运气非常接近于养生”。他收集了各个家庭的养生需求,并将其汇编成一首“健康歌曲”。《养生歌》的出现,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理学家对各种养生技术的重视。另一方面,它也标志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大众化、大众化方向发展,从而使其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“象牙塔”走向广大社会阶层,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成为可能。

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学者和作家都追求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。当他们“将普遍原则应用于整个世界”时,他们所想的也许只是如何做出贡献。然而,一旦他们处于“贫穷,他们将被遗弃”的境地,他们往往表现出对道教的浓厚兴趣。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包括对保持健康方式的关注。早在唐代著名诗人陆、、王晖、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,就有许多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。

从唐代到宋代,诗人墨家的养生热情日益高涨。当时,许多作家都精于养生,其中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。

苏轼认为“养生之道在于胎教”。因此,他对唐孙思邈《千金方耀养心》中记载的产前保健方法进行了“反复探寻”,颇有收获。苏轼还将呼吸、思维和保健融为一体,创造了一种简单有效的保健方法。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艺术家。他学习的养生技术包括道和佛教,包括导引、行气、内丹和冥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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